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儒学的命符:“人不知而不愠”

2017-11-16 09:11 网络整理

    宋健,男,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2012级博士生。本文出自其博士论文《为己与毋我——孔子的人道观》。

 

    博士导师:华东师范大学教授 杨国荣

 

    通讯评委:陕西师范大学教授 丁为祥

 

    武汉大学教授   胡治洪

 

“人不知而不愠”一语亦彰亦微,究其意指分涉“不知什么”“遭逢不知”“谁能不知”三个维度。

 

一、不知什么。关于“人不知而不愠”的白话译解,多属“增字为训”:在“知”后补出“我”这一宾语。此类思理至少可以追溯到二程:“虽乐于及人,不见是而无闷,乃所谓君子。”(朱熹《论语集注》卷一)程颐弟子尹和靖对君子何以能够“不见是而无闷”做出解释:“学在己,知不知在人,何愠之有。”尹氏对“学”与“知”的主体予以分疏:学在自身而知属旁人,其理据在于为学不假外求,“古之学者为己”(《论语·宪问》)。如此疏解奠定了一种理解结构,对后世解经影响极大。朱熹依此申论,视《学而》首章为一总分关系:先总说“学而时习之,不亦说乎”;后分言两类境遇,一者是“有朋自远方来”的顺境,同道中人切磋琢磨、相与精进,乐由此生;一者是“人不知”的逆境,虽学有所成,却曲高和寡、孤掌难鸣,遭此境遇而不怨天尤人,唯有成德的君子才能做到。“乐”与“愠”的产生,表面看来是因境况各有不同,究其根源则在于公私有别:“乐公而愠私。君子有公共之乐,无私己之怨。”(黎靖德编《朱子语类》卷第二十)可见,自二程至朱子,训释日趋精微,最终呈现以“理”解“情”的哲学特质。

 

其实,自南朝皇侃起,直至北宋邢昺,对该句均存两解:其一,是程朱一脉所选择的人不知“己”;其二,则将“道”视为“不知”的宾语,此解邢昺之后鲜有所传。清代“汉宋之争”兴起,方有少数学人关注程朱以外的解释。如,焦循指出“前一说他人不见知而我不怒,此非注意。”(《论语补疏》)“此非注意”即谓程朱误解了何晏之意。两类训释的分歧在于:前者是从“知”的主体出发,知或不知都是他人之事,与学无关;后者是从“知”的状态入手,凡有所知就有所不知,如果因己知而人不知,就产生怨恨,那是自大,反之以己不知而怨恨人知,则是妒忌。焦氏之说,后人虽有引用,如黄式三:“皇邢又言教之不知,不以愠而弃之,……(引者省)焦里堂取之。”(《论语后案》)然其义理非但未得承继与弘传,反遭刘宝楠“此注此云,不与经旨应也”(《论语正义》)的批评。

 

如此便有一吊诡:新文化运动以来,虽纷纷扬言打倒“朱家店”、揭穿“伪道学”,但对“人不知而不愠”的白话译解,皆是程朱思理的“照着讲”。

 

二、遭逢不知。前文梳理了“不知”的两类宾语——“我”或“道”。“人不知而不愠”似乎因为宾语的相对明确而得解;事实上,此语之“谜”才刚刚开始。因为无论依循哪类宾语,都还只是猜出“不知什么”;但不论对错与否,都还只是在“知”的层面言说,“不知”仍未登场。欲解“不知”,不妨暂且跳脱字句训释,以史为鉴。

 

19世纪中叶以降,天朝上国的迷梦在欧风美雨、列强并入中惊醒。“共工之狂,辛有之痛”(张之洞《劝学篇》),惟妙惟肖地道出晚清士大夫身处“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”中的悲凉心境。虽不能断言中国近代学术的萌生全赖外力,“西学”浸渐却是促其生长的一剂猛药。从魏源首倡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,到康有为、梁启超大赞“破坏主义”为“第一美德”,再到五四时期“我以为要少或竟不看中国书”的激进西化。异彩纷呈、复杂多变构成了中国近代思潮的主要特征;救亡图存、革故鼎新成为几代学人的共识与追求。值得追问的是:中国为何需要近代化或现代化?国人常会直截了当地回应:事事不如人。姑不论此是否属实,需要关注的是将“事事”的衰败统统归因于中国文化,甚至特指儒家文化,最终吹响了“打倒孔家店”的号角,余音绕梁,今日不绝。

 

发轫于中西之争的文化交流,至今仍为或此或彼的纷争所裹挟。所争之事或随时异,但在此过程中,国人潜移默化地接受“争”的必要性。“争”居然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“本体”,西方文化也沿着“争”的逻辑走向神坛:由“最强的”到“最好的”再到“唯一的”。对此逻辑国人似乎也心悦诚服,更有甚者意图分一杯羹。(张志扬先生《偶在论谱系:西方哲学史的“阴影之谷”》对此逻辑详有检讨)然而,列维纳斯提出了一个质朴而警醒的问题:“自其童年开始,哲学就为一种不可克服的反感所苦:对始终作为他者的他者的恐惧。”(《总体与无限》)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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